我常常会想，齐悠扬好像和所有人都不太一样。
曾经在一个学校读书的时候，除了周一，别的时间不强制穿校服，大部分男孩兜帽汗衫度日，齐悠扬却爱穿科特柯本式的松垮毛衣和破洞牛仔，头发最长能在后脑勺扎起一小簇，整天被通报批评。他偏不剪，反正辅导员满学校拦他也拦不住，他似乎有一百种方法躲避追捕。
一个学期过去，家长请了好几回，最后也就没人管了。因为气温自然能促使齐悠扬剪掉头发。觉得热，过了夏至他就会直接推成毛寸。他头发细软，短短的也很好看。这个季节他就喜欢穿最大码的黑衬衫或者t恤，上面印一些我看不懂也没听过的乐队。他个子不低，但是瘦，衣服撑不起来，领口总是开得很大，常常站在操场边直接换球衣，风在布料和他的皮肤之间穿梭，描他肋骨和肌肉的形状。
齐悠扬穿过的球衣里，有两件是最爱，都是鲜艳的红色，属于利物浦主场，只有背后的号码不同。他擅长组织进攻，队长袖标也总是出现在他的手臂上。
换下来的衣服被抛弃在草坪，扔在边线之外，偶尔有一两次他会忘记带走，我想过要捡，总是被围得更近的女孩儿们抢了先。
而我站在更远一点的地方，买了和他一样的播放器，抄了他同样的列表，晚上回家陪翟宗耀躲在房间看世界杯，恶补足球术语，想着也许哪天能派上用场。实际上没机会，我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他奔跑，抢断，射门，或者一言不合干起架来。
齐悠扬身边有很多朋友，来来去去，没个固定。他张牙舞爪，不服管教，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只理自己想理的人。早在我开始注视他之前就有所耳闻。最有名的一件不外乎高二那年元旦，学校取消答应好的才艺汇演，改为播放教育影片。临时决策在班会上公布，哀声四起，有的人不满认真准备的节目夭折，另一些则惋惜少了逃课的借口。我不知道齐悠扬是哪一种，反正他当场嘟囔了句脏话，被拧着耳朵扔出教室。
元旦放假前夕，下午只上了三节课，天黑得早，大家拎着凳子下楼，按照身高排队。操场上扯好了白色的幕布，架着放映机，还挺像那么回事儿。每个人都穿得厚重，远远看去一群笨拙的企鹅，在十二月末凛冽的寒风里打哆嗦。我排在最后，慢吞吞跟着队伍。前面一只矮小的明黄色企鹅掉了队，手里拎着两个凳子，跑着来递给我一个。
“我朋友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明黄色的企鹅说，声音好听又明亮，是女孩儿才有的活泼轻盈：“看你俩差不多高，应该能坐在一块儿，帮他看一下呗？”
平日里除了有解不出的题，我很少讲话，也没什么人主动找我。这类突如其来的委托让我不自在，还没点头，凳子就被扔在面前，枣红色的漆面上用涂改液歪七扭八写了三个大字，齐悠扬。
在此之前，我对这三个字的印象仅限于坐在最后，不常来上课，头发要么很短，要么很长。我看了眼自己快要盖住眼睛的刘海，盘算着趁下次大检查之前剪掉，一边慢吞吞把他的凳子摆正，想着现在对这个人又多了点印象，比如字真的很丑。
不过他今晚大概率不会出现，我好像有一点点失望。
那天前所未有的干燥，幕布要被风划破，反复鼓起又落下，放映迟迟没有开始。有人带了足球，在机器附近围了个小圈互相踮着玩。操场上是细碎的谈话声，穿插着皮球打上鞋面的闷响。我没什么朋友，只坐在原地干等，紧了紧羽绒服，没忍住又看了几次身边的空位。
前面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几位老师也匆忙过去，对着机器研究了半晌，终于让它开始工作。齐悠扬竟然从人群里挤出来，脸上带着奸计得逞的坏笑。
他四处望了望，在找我们班的位置。旁边有女孩儿站起来指了几下，他就点了头朝我这儿走了过来。
白布打上了光束，终于迎来十几秒的寂静，等过了龙标和片头，红色影片的主题曲在劣质喇叭里轰鸣，企鹅们才确定接下来将会是无趣的两个小时，几声不起眼的叹息之后，决定不如趁此机会和朋友小声闲聊。
我没别的事情可做，盯着屏幕看几眼，又去瞥越来越近的齐悠扬。这人的头发绑了蓬松的结，有一些扎不进去，散了下来，大多数被他随手别在耳后，余下一些隐约遮挡住侧脸的轮廓。他套了件毛呢大衣敞着扣子，走近了才看见里面只有一层单薄的t恤，印着白色的墙砖和红色的英文字母，跟外套搭不起来。他的鼻尖也冻得通红。
但在人群之中，唯独他不像一只企鹅。
齐悠扬在我旁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吸了吸鼻子，又朝我这儿挪了一点，格外自来熟地撞了撞我的肩膀，坏笑着道：“兄弟，等着，一会儿有戏看。”
尾音刚落，放映机就暗了下来，喇叭里的旋律开始刺耳，平稳后进了鼓点，越来越重，等画面再次亮起，幕布上是扭曲的脸和扭曲的身体在纠缠，呐喊，投射于天际之中，几排鲜红的字迹，像油漆也像血，和齐悠扬胸口印着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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