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场景里，布鲁斯不愿意去面对故乡的人，他没有勇气，因为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故乡的父老乡亲，觉得没有脸回去，而且他做了这么多对不起家乡的事后混得也不好，他不想灰头土脸地回去接受老乡们的批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心态，跟我对戏的演员也很完美地演出了布鲁斯的心态。这个场景不需要我太多发挥，只要问几个问题就行了。我给角色添加了一些个性，我想让角色看上去比较冷酷无情一些，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审视之下，观众会发现她有一颗柔软的内心。导演对此也没有异议。
剧本一次又一次地更改，詹姆斯·斯沃德导演把故事改得支离破碎，我已经不知道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了——也许在剪辑后我会完全不认得。我一时好奇，问起了詹姆斯·斯沃德导演这部电影的剧情。
他告诉我这是一个追寻的故事，是一个没有根的人的故事。
这让我稍微有了点共鸣。
我年轻的时候就来美国发展，有时候就觉得我没有根。虽然我没有背叛我的祖国和故乡，但是我也的确感到了孤独。
这也是为什么和祝云清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对我如此重要。因为那段时间我感受到了温暖和爱，摆脱了孤独——不仅仅是离乡背井的孤独，还有不被认同的孤独。我知道我的性取向是我的家人不能接受的，我本来以为我这辈子都找不着女朋友，却找到了一个爱我的人。但是幸福总是短暂的，爱我的人也很快离我而去。
这样的剧本绝大部分的人看了之后会觉得矫情，只有少部分的文艺片爱好者会欣赏，因为电影中将情绪抒发到极致就是成功——另外一种方向的成功。很多文艺片都是以情绪为载体的。我刚才拍的那一幕就十分注重情绪的表达，但是其他部分不一样，甚至还有打戏，为此我练习了一段时间截拳道，但是始终不适应。按照剧本的设定我应该闯入酒吧打倒几个混混——导演认为这是女性力量的表现——然后以此推动剧情:我打了几个小混混之后被送到了警察局，在警察局里开启了一段关于过去的回忆，不过这段回忆在之前就已经拍摄完毕了。
我以前是个篮球运动员和节奏华尔兹舞者，但是韧带撕裂过一次，我又不是那种顶级运动员，所以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后遗症的，至少不能做到导演要求的后空翻，导演说什么也不行。导演大骂我废物，那就让他这么骂着吧，反正合约已经签了，他要跟我解约的话还得付解约金。制片人也不愿意解约，因为这个剧组里算得上有名的也只有我一个了。虽然不是什么好名声，但我好歹有点名气，剩下的人一点名气也没有，在业内的认可度也不是很高。
按照剧本，在打斗后我跟一个叫做杰克的角色发生了争吵，是关于正义观的争论。这段戏的剧本改了好几回，最后改的和第1次的版本完全不同，这里我先放一下最后的版本——中间的版本太多了。我看到了剧本的整个进化过程，但是我不知道剧本是因为什么才改成如今这版的。
“你为什么要抓罪犯呢？你寻找的罪犯已经躲藏了20多年了。”杰克的演员说——原来的剧本不是这样的，他也在适应。原来的剧本时间跨度只有10年左右，现在变成了20多年。詹姆斯·斯沃德导演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改过的东西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这真的是我见过最有挑战性的项目了。这两年里我见过很多有挑战性的项目，但是从来没有这个这么有挑战性。因为其他有挑战性的项目，是要求表演难度，但是这个项目不但要求表演难度，还要随时适应导演的剧本修改。
“为什么这么说？一个罪犯躲藏了20多年就不能找他了吗？”我扮演的珍妮疑惑地问他。
“是的，不能找了。因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追诉期是20年，过了20年就没有办法继续追诉了——这是给罪犯悔改的时间。现在这个罪犯很有可能已经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说不定还成了一个好人，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你这么做就是拆散他的家庭，毁掉他已经变好的生活。而且你把他抓进去之后，他也许还会变成罪犯，这样真的好吗？”杰克是一个来到小镇的大学生，他在大学里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觉得不应该追查20年前犯罪的罪犯。
这个20年前的罪犯犯下了一起杀人案，就在大明星斯蒂芬的化妆间后台，导致大明星顶了很多年的罪，虽然靠强大的律师团队得以脱罪，但是很多人依旧认定斯蒂芬是杀人犯。而我扮演的侦探珍妮则是要查找真凶，给斯蒂芬讨一个公道。
“杀人就是杀人，杀人就是不可原谅的，就是要接受惩罚的。杀人偿命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公理，就算不能被判死刑，也应该进监狱里面蹲上几年。我能理解你的想法，有一些罪犯的确在逃亡过程中改邪归正，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罪犯都会改邪归正。所以，为了防止那些作恶的人再次犯罪，或者因为没有获得惩罚不知悔改，必须将所有的罪犯都关进监狱里，这才是法律和正义存在的意义，否则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废纸。现在人类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少数改邪归正的人或者少数特殊人群牺牲了绝大部分人的正义。”我扮演的珍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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