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石柱布满了整个非洲大陆，并沿着海岸线一直前进，直到澳门，不过澳门的石碑是达伽马以后插上去的，达伽马航线的发现将意味着威尼斯与热那亚失去香料的垄断，这威胁了通过红海的商路利益团体的利益，因此他们会竭尽全力破坏葡萄牙人努力。
达伽马的舰队里混了一个威尼斯间谍，一个懂季风知识的人绝不会在10月起航向西的，这个可怕的错误让达伽马的舰队离开印度600英里后偏离了航线，更糟糕的是他们遇到了无风的平静，这意味着船只在如同融化的锌般海面上一动不动，储藏的淡水逐渐发臭，为了防止船只木料被太阳晒开裂，导致船只无法航行，他么那必须不断向木板泼水。
在人们绝望接近顶峰时，忽然刮起了有利的东风，一连六天，遍体鳞伤的葡萄牙船队看到了非洲海岸，他们从非洲航行到印度只花了二十三天，返回却用了93天，季风的奥妙是要吃很大的苦头才能学到的。
这也是欧洲帆船的弱点，没有风就失去了动力，而威尼斯则用浆船，中国水师同样也有，可以在无风的时候还有动力，只是这种船很难远洋航行。
季节和风向影响很大，夏季中国沿海将吹东南风，这时候是不适合北上的。
中国夏季多台风，中式帆船有竹竿的帆很适合抗风，虽然速度上有影响，而欧洲帆船则没有这种抗风能力，才必须要港湾停泊。
西班牙大帆船的特点是有高耸的船首和船尾甲板，这使得在进行海战时，两艘船可以并肩卡住对方，进而轻易登上敌船，它吓人的城堡外形也起了威慑作用，然而它们的接风面积太大了，同时也意味着可以逆风航行。
西班牙人将战船看作携带陆军的海上浮动堡垒，葡萄牙人也是，最早设计出这种帆船的也是他们，英国人则不愿意在船上浪费舱位和人力来装载不懂海战的陆地部队，他们更仰赖侧弦炮，并将水手训练成能够离开炮位或者抛下帆缆，操起长矛短剑，登上敌船或者竭力把自己舰上的敌人赶走。
“Country ship”之所以让人望而生畏就是它高于海面的船楼，这个高度不是海盗们徒手攀爬可以上去的。
据说郑和舰队的“星槎”也很大，但达伽马到达印度洋的时候它们已经消失很久了，印度洋留下了有待填充的权力真空，遗憾的是葡萄牙人与扎莫林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冰冷。达伽马不明白的是，所有商人都必须缴纳港口税，而他们留在岸上可怜兮兮的商品连抵押品都算不上，除了那尊镀金圣母像。
在交涉过程中双方结下了仇怨，当葡萄牙船只因为海上无风而动弹不得的时候，卡利卡特人追了上来，葡萄牙人射石弹驱赶他们，这时出现了东风和暴风雨，将他们吹向了非洲。
制造大船的能力被视为一种实力的炫耀，尼克记得郭学显的那艘大船，它并没有出现在香港的港湾里。
小型帆船也有它们的优点，比如速度快和灵活，就像南美洲的食人鱼。
尼克忘不了那个杀了只大公鸡，把它的血当药喝的海盗，他说他遇到了禁婆，那是一种在南海传说中的怪物，它非常危险，有很长很黑的头发，碰到就会中毒。
欧洲水手们则传说人鱼的歌声，如果听了她们的歌声，被她们美丽的容貌所吸引，就可能惨遭不测。
因此水手们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测绘，用铅垂线测量暗礁，用星盘确定经纬度，还要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没有淡水，或者说别的可食用的动植物。
地图是探险者和旅行家的故事书，在很多人的眼中这些地图带有黄金的诱惑，不只是沿岸丰富的资源，还有海盗的藏宝地，海盗们肯定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藏身处，那里藏有他劫掠的财宝。
港口总是充满异国情调和活力的，15世纪的里斯本不只是有香料、鹦鹉和糖，还是航海学和宇宙学的前沿，那里还有一幅黄金地图，在那还可以邂逅水手，他会向过路人描述他们惊心动魄、死里逃生的故事。
1493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一个小镇上举行了会议，为瓜分世界讨价还价，他们要从北极到南极画一条直线，将大西洋一分为二，即将教皇子午线给挪一个位置，若昂二世和他的天文学家们可能经验更丰富，本领也更强，将线划在了葡萄牙所占的弗德角与哥伦布发现的加勒比群岛之间，精准得将巴西海岸纳入了葡萄牙的势力范围。
如果西班牙有更精确的地图，又或者更准确的坐标或许就不会答应，所以关于这条线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777年。
科学家根据世俗国家的利益参与了政治斗争，弗朗索瓦一世讽刺得说“让我看看亚当的遗嘱里有没有这么写。”
其实清朝也有如郑和一样奉皇命出海的，不过他不是太监，而是广东总督范毓，他曾乘着季风到日本，用丝绸等物换回大量铜锭，以供准葛尔战争所需。
有一种文具叫“水丞相”，它是专门用来盛磨墨用水的容器，但铜性猛，不论是湖笔还是普通毛笔泡过后都会变得易脆，因此“水丞相”只能用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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