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是那个摩根。
山崎桑说，是的，那个摩根，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聊起了这个话题，然后他们集体游说政府，要求政府出台政策逼迫日元升值。
那么进出口银行呢？他们不能做什么？
山崎桑说，进出口银行放低利率贷款必须是外国到美国来购买商品，当时日银也学着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模式开了日本输出入银行，提供几乎一样的服务，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他们将成套设备的出口贷款转移到了海外资源的开发上。
为了给美国人让路？
山崎桑说，日本人做到这个份上，美国商品还是竞争不赢，也只有从汇率下手了。美国的人工成本太高，并且税收也高，我曾经为一个双职工家庭报税，他们的收入和1977年相比上升了224%，但是税收却上升了340%。在税收问题上欧洲人不会同情美国人，一直以来欧洲占用国民收入的份额比美国政府要大得多，大部分欧洲人的人均纳税额要比美国人高，但是即便这样，美国的税收体系还是最贪婪的，2000年时政府攫取了3万亿美元的税收，平摊到2亿75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身上，每人要缴纳11000美元，独立战争期间的革命者们在税收很少时喊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在国会里面工人并没有代表，相比之下富人的纳税率却很低，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偷逃税。
政府是怎么处理的？
山崎桑说，国税局增加了3000多名可以可持枪执行逮捕任务的职员，在禁酒令期间有个芝加哥帮派的头目艾尔·卡朋。他身上血债无数，最后却因为偷税被捕，那些人有权力征税，就意味着你拒绝缴税就会受到伤害，美国在其他方面松松垮垮，在收税方面绝不含糊，尤其是在政府缺钱的时候，他们在建国初期拒绝了向法国人偿还债务，大萧条时又向苏联新政府索要前政府欠的贷款。但是现在和大萧条时不同，税金并没有用于基础建设，不止是纽约，美国各地的基础建设都需要翻新，可是政府与建筑承包商签合同会让军事承包商不高兴。在珍珠港袭击后10天，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召开了几十位雇主和工会成员组成的会议，要求他们战争期间不会发动停工或罢工，如果出现无法解决的争端，可以交由国家干预。当时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许多优秀的商人辞职，主动为政府提供无偿服务。
真的是无偿的么？
山崎桑说，国家复兴署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洛克菲勒和杜邦公司的追随者，这些人在工会与陆军、海军等大客户之间周旋，就如同雪花之中的艺伎一般，政府和承包商因为他们变得日益亲密无间，于是定好的合同价格不再有约束力，随时可以更改，可以随意修改避免损失，唯一重要的是维持生产线运转，而在这一过程中损失的只是纳税人，因为他们在政府里是没有代表的。另外，他们的爱国热情高涨，美国也许没有那些善于在电台和电视中演讲的独裁者，国家复兴署却用了独裁者们的方式，在工厂里煽动工人们的劳动热情，这种由私人利益集团、政府监管、开支和借贷部门，国会政策监督的小组委员会组成的团体会在危机状态下产生，所有阻挡社团利益的力量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都会消声灭迹，肯尼迪在1961年的电视演讲上曾说过，要小心秘密社团，他们会利用宣告增强社会安全性来扩大隐蔽的官方审查机构的权力，花费不是问题，秘密不会被透露，军事经济中社团急于掩饰一切，国防部门消耗了大量资源，一方面政府对这些私有的承包商公司发挥了无处不在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公司运用各种手段，参与了从顾问委员到五角大楼的人员轮换来影响军事机构，你可以理解为大供应商和五角大楼间有扇不断旋转，永不停歇的门，每年数以千计的高级军官退役后很快便会在国防企业中谋得一席之位，而企业中的高管也会离职后去五角大楼担任高级军官，这种人员互换不仅限于五角大楼和承包商之间，研究机构、顾问和国会工作人员也染指其中，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会忘记在为谁工作，是他们自己，还是usa。很大程度而言，承包商设计的武器性能早就了军事需求，如果武器系统设计被认可，合同便到手，但这个研发过程有时会很长。
所以，需要进出口银行将纳税人的钱付给那些承包商，让他们开发新系统，然后用出口商品做掩护？
山崎桑说，增加军费开支会带来很大的抵抗，增加进出口银行的信贷，改善以前的出口管制可以获得更多的贸易和就业机会，911前曾有人提出公开透明审计，削减24%进出口银行预算，以此减少企业福利，911之后这些攻击都不见了，还记得刚才提的10%的企业贸易资助对象吗？他们不仅要做商品的抢滩登陆的角色，冒着私营企业不会冒的风险进入对美国企业来说竞争最激烈的，最受国外政府保护的领域，还要负责增加拨款额度，扩大信贷规模，以保证美国的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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