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课上老师会对学生的文章提出疑问，让学生捍卫自己的主张，有点类似于庭辩，却也不完全是，因为学生不是为别人辩护，而是为自己辩护。
在哲学中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事情是你认为什么是对的，可千万别被哲学领域中那么多流派和观点给搞慌了神，你要有自己的观点，你的观点需要足够的论点论据来支持，但是你要自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比如克拉克觉得计算机是未来，但是他得到了观点，却不自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才没和比尔一起辍学创业。
自信在赫夫帕夫学院很难找到，谦卑、柔和倒是很多，不过贾斯丁的爷爷是个大嗓门的军人，他的父亲也是演说者。
在教授宣布他可以开始后，贾斯丁就开始说他的论点。
最终他被录取了。
波莫娜选这个小子来处理法国的事务，一开始卢修斯还以为是类似斯卡曼德的神奇动物事件，现在才知道他摊上了这么大的事。
让·莫内在与英国协商无果后把目光投向了德国，他将法德的煤和铜捆绑在一起，这样既可以剥夺一方的特权地位，又可以为另一方消除战争的威胁，使两国共同实现和平。
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夏尔·戴高乐通过了，因为这个计划的核心在于，法国可以依靠控制德国北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煤矿、铜矿去控制二战德国在战后的发展进程。
后来莫内参与了舒曼计划、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计划和经济共同体，德法两国之间的捆绑日益加深。以至于德国推行欧元，法国真的放弃了法郎和非洲法郎的兑换，并且冒着被“德国的童话”拖下水的风险同意了。
在这种条件下，法国和英国合为一个国家的计划以近乎于痴人说梦，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丹宁处理的案子，几乎是全力意图避免“极大的不公”，比如以“本戴尔案”命名的弃妻案，这桩案子被称为“英格兰法律孕育出的最为健壮的婴儿”。
1952年的时候，丈夫为自由保有地产权人，后遗弃妻子，妻子仍居于该房产中，丈夫后被宣布破产，该地产的自由保有权归于破产受托人，破产受托人请求颁布恢复占有令，要求妻子离开。
案情的特殊之处在于，妻子并不是法律地位的被许可人，也不是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只是因婚姻关系被丈夫允许居住其中。如果法庭判决妻子离开，房子归银行，房租是她唯一的收入，她不知要流落街头，还可能会断了收入。
丹宁主张判决妻子胜诉，可是他的路径、理据绝非与弃妻衡平有关。
他查阅了16、17、18、19世纪的案例，最终在1882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里找到了一条，那时妻子的地位和家里的家具相差无几，均属于丈夫财产的一部分，自身的权利无从谈起。
而子该法确定已婚妇女拥有自身财产后，经过1940年代判例法的发展，丹宁认为在17条的保护下，已婚妇女包括被离弃的妻子，至少拥有不被丈夫逐出婚姻房屋的权力，因该条文将驱逐的权力交给了法官，这样不被驱逐的权力亦通过一系列判例，被延展至可对抗意图驱逐弃妻的业主。
丹宁总结道：她并非丈夫的次级租户，也不是他的被许可人，她仅有自身权利，该权力衍生自她的丈夫，但无论丈夫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她仍可以主张租户对租凭房屋之权利时，即便该主张是以丈夫的名义提出，仍不失为一项属于她自身的权力。
如果梅洛普当时遇到了这样的法官该多好，这样她就不用流落街头，最后到孤儿院去生产了。
但梅洛普的情况有点不同，驱逐她的是丈夫，本戴尔案对她的情况是无效的。
本戴尔案涉及破产受托人，通常是银行，抵押的房子收不回来，妻子的利益被保护了，银行的利益谁来保护呢？
有法官用“侵害公众利益”批评弃妻衡平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弃妻的“隐蔽性”会让丈夫的债权人陷入“雷区”般的危险境地，威胁交易的安全，是对商业安全之公共利益最大的侵害。
那好吧，正义归于银行，那谁来怜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就是要这么干？对吗？
房子原本是中性事物，现在被赋予了伦理属性，抛妻弃子如果符合伦理，那么生了孩子直接送监狱也是一个选择。
这合情合理么？这不合情合理，不过抛妻弃子都合情合理了，怎么把孩子送监狱不合情合理了？伏地魔那样的人不该送监狱吗？
弃妻平衡仅为不涉及产权的衡平权益，而房屋产权问题不属于弃妻衡平的范围，丹宁的判决首先为弃妻建立一种独立于丈夫的权力，任何知情的产权受让人，在衡平法上“均受良心之故而受其约束”，换句话说，如果产权受让人在接受该产权时得知有被许可人占有该土地，那么良心上不允许产权受让人在明知被许可人存在的情况下仍对后者视若无睹，故衡平法不保护知情的产权受让人。
银行大声叫苦，这要怎么办呢？
贷款给以房产为抵押的人时要多问一句，你是不是离婚了，你妻子住在什么地方？有多大可能你们会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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