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有翠绿的树木环绕，还有曲折的走廊，精致的壁画、清澈的清泉和悦目的花草，地窖里还藏着香味浓郁的美酒。这10位年轻人每天不是唱歌弹琴，就是跳舞散步。在暑气逼人的夏季里，他们坐在绿草茵茵的树荫下，大家商定每人每天讲一个优秀动听的故事，以此来愉快地度过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
乔万尼·薄伽丘所写的十日谈批判了天主教会，嘲笑教会传授黑暗和罪恶，赞美爱情是才华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无情暴露和鞭挞封建贵族的堕落和腐败，这要是放在满清的文字狱期间，仅仅因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肯定是满门抄斩的下场了。
但是乔万尼·薄伽丘没事，他还在佛罗伦萨大学里教书，跟他同时期的作家采科·达斯科里则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了，仅仅因为他论及地球是球形的，而且在另一个半球上也有这同样的人类居住。
地球是圆形的影响贵族继续堕落腐败的生活么？
布鲁诺曾经是多明我修道院做见习修士，因对某些天主教教义产生怀疑，被指控为异端，被开除教籍。
在指斥天主教会的罪恶时，人们总是把宗教裁判所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即便是那些对欧洲历史没什么兴趣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宗教裁判所是一个由狂热而残忍的教士主导的机构，这些教士拷打、残害并杀死敢于挑战教会权威的人，但是和乔万尼·薄伽丘那种骂法相比，采科·达斯科里和布鲁诺只是说地球是圆形的、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哪一种更挑衅了教会的权威呢？
1998年梵蒂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学者开放了圣职部所保存的档案，学者们最终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并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之公诸于众。他们的结论：那些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不少都受到的公正的审判，刑讯逼供并不常见，他们中只有大约1%被执行了死刑。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西班牙殖民地的宗教审判也没有新教多，塞勒姆女巫审判是在新教徒的领地里发生的，在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法典》中，宗教上的异端信仰是一桩死罪，因为这挑战了皇帝的权威。
在各个领地上，被控为异端的人将在当地领主那里接受审判，不论对于皇帝还是地方领主，要从神学上判断“被告”到底是不是异端，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欧洲各地有无数的人被世俗统治者处死了，既没有公平的审判，也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根据当时的世俗法律，异端背叛了上帝和国王，死不足惜；而在宗教世界看来，异端们只是离群的迷途羔羊。主教有责任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诲把他们带回正途，中世纪的世俗领袖们汲汲于捍卫自己的王国，而教会则在努力拯救灵魂。
游牧民族中没有巫术嫌疑，反而巫师被崇拜，不论是吉普赛女巫，还是蒙古的萨满。
在生活艰难的年代，没有村庄，每个人不容易把失望的情绪转嫁给邻居，距离产生美，定居的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他们不得不与同胞们一起生存，同时有大量冲突的理由，比如你的羊吃了我的麦苗，我的树遮住了你房子的采光，他们又没有释放仇恨、嫉妒或者猜忌等激烈情绪的渠道，向宗教审判所“告密”这种行为既可以报仇，又可以泄恨，纵使是诽谤又能如何呢？
宗教裁判其实是为异端分子提供了一种逃脱死刑并重返社会的方法，他们本来可能会成为世俗领主或是暴民统治的牺牲品，有一个意大利妇女，在被宗教审判所赦免无罪后，被暴民用石头砸死。但是一旦那些审判法官确定，某只“羔羊的离群”是出于故意，宗教裁判所就只能“别无选择”地将不知悔改和顽固不化的异端分子逐出教会，或交由世俗统治者处理。尽管如此，从总数上来看，宗教裁判所仍然拯救了许多无辜甚至是不那么无辜的人。
“消灭宗教裁判所，解放西班牙人民”，这正是拿破仑推销大革命的口号，然而革命法庭在西班牙的罪行，却远远超过了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他把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那一套拿到西班牙来了。
柯南道尔有段时间想结束福尔摩斯才写了福尔摩斯和他的宿敌-莫里亚帝教授在瀑布决斗，福尔摩斯“死后”他才能写他想写的历史小说，可是即便是他那样的畅销书作家，历史小说还是没人看，最终他不得不继续用福尔摩斯这棵摇钱树挣钱。
标准的驱魔程序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确定某个人是否“着魔”，着魔可以轻易得导致巫师审讯，尽管“灵感”并不总是与着魔联系在一起，但“着魔”有时会让人失去自我控制，和发疯差不多。
与此同时会产生源源不断的灵感，比如贞德的兄弟，靠着贞德那颗摇钱树他们挣了不少钱。
缺钱花的柯南道尔也没让福尔摩斯真的“复活”，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发生在最后一案之前，三百年来，巴斯克维尔一直流传着的“魔鬼般的大猎狗”的神秘传说，故事一改以前福尔摩斯主导的风格，将主角变成了一只隐藏在迷雾之中逞凶作恶的大狗，这本书果然和福尔摩斯其他的小说一样热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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