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德国继北占列宁格勒、南陷克里木的基础上，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对战场南翼的苏联红军发动重点进攻，不仅突破了苏军在塔曼半岛的防线，跃进到高加索西北，而且击退了苏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上演了又一场的基辅会战。恰在此时，苏联方面再次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秘密集结的情报，这使得斯大林更加紧张起来。为此他授意苏联国防部起草电文，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发生时，派一部分正规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以牵制日军”。
随后，斯大林和苏联方面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双重身份，立即飞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开赴南满地区，配合苏军的行动。除此之外，苏联派驻延安的联络小组频繁地就八路军军事行动的问题同中共中央进行磋商，并且派人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实地考察八路军活动的情况。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一再要求中国共产党方面立即在军事上采取行动，袭击日军，破坏交通线路，并且同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搞好关系。苏联的这一系列要求，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进攻苏联的时候，中共能出兵援助，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面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要求甚至是干预，毛泽东明确表示：一旦苏日开战，我们自然要配合苏军作战，但这种配合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不是孤注一掷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极端困难，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这时要求八路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阻止敌人和牵制敌人是不切实际的。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友均不利。
对斯大林的这两封电报，毛泽东之所以不做肯定的答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根本没有能力出兵援助苏联。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已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一方面扶植汪伪政权，一方面改变对蒋介石的强硬政策，腾出手来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反.共顽固势力更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派重兵围困我陕甘宁边区，而且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弹药和被服等重要物资。
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部队纷纷响应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号令，甘心投靠日寇，沦为汉奸、伪军，同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起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在靠近苏联的华北地区，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俊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后他一方面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另一方面派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进行“铁壁合围”，实施“三光政策”。在靠近苏联的长城内外，日寇制造了东西长700里，南北宽80里的无人区，使我八路军各部队活动十分困难。
以上因素，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至1942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人口由1亿减少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少到约40万。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军抽调部队离开根据地北上援助苏联，长途奔袭，兵力少，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有效的供给和支援，其结果除了惨败，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利，就是对苏联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
对于斯大林歇斯底里在发作，中国历史可以考120分、世界历史只能考20分的毛泽东非常聪明，他非常清楚，抗战爆发五年来，八路军、新四军连日本人占领的一座县城都没能打下来，但苏联几年前一下子就吃掉了五万日本关东军。而如今，德国把苏联打得遍体鳞伤，由此看来，德国与日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万万惹不得。八路军、新四军为斯大林火中取粟，那不是找死吗？
1942年7月，德军再次纠集150万兵力直逼苏联南部重镇斯大林格勒，企图切断苏联南北水陆交通要道，截断苏联红军的补给线，进而包抄莫斯科。德军凭借数百辆坦克的冲锋，上千架飞机的狂轰滥炸，于7月13日突破苏军的防线，攻入斯大林格勒市区，苏联形势十分严峻。此时，日本法西斯虽然忙于太平洋战争，但是关于日本在远东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种种传闻仍然不断传到斯大林耳里。
当时正忙于指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斯大林，无法准确判断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远东地区的日军一直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为了以防万一，在积极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同时，斯大林第四次致电毛泽东，请求出兵。
斯大林在电报中要求毛泽东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古和外蒙古交界地区，接受苏联方面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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