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英法两国的外强中干，日本人在这过程中却是兴奋莫名，表现最积极。诚然，他们在上海的银行损失惨重，租界和驻军也全军覆没，但长久以来，因为卡莱尔事件而被英国人牢牢盯上、提防的他们，却也在这时被解除了最后一道枷锁，甚至还得到了鼓励。
若不是中国问题的大爆发是和天皇全家被杀案紧紧联在一起发生，日本人心中的喜悦之情会更甚。
只是日本国内，现在还在为立哪个人当天皇而争论不休。皇道派看中的是雍仁亲王，统制看中的是崇仁亲王，而海军则对陆军推出来的这两个人选都看得不太顺眼，只是按日本天皇的继承法，除了这两位外，海军也推不出更好的人选。
不过南中国的骤变传回日本国内后，这几派在为权力而争吵之余，总算还能稍安静下来“匆忙”地办点正事。本着“搁置争议，先管中国”的原则，他们匆忙地从长崎和台湾派出了远征军前往上去应付这一“突发事件”。
而十五日这天，驻华长江舰队加日租界守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后，日本人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人员和舰队的损失，以及对红军战斗力的惊讶；喜的则是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入侵中国的借口和国际环境。
消息传来后，日本国内的各派以最快地速度发出了“统一”的声音：“严惩暴支”，对南方红军宣战——1931年东北事件时，南方红军就已经对日宣战了，只是当时红军远数千里之外，日本人没把这当回事，他们对红军宣战的时间，足足迟滞了四年。
宣战声明发出后，日本宣布进行战争总动员，开始征集部队，准备调动大军通过海路从长江以南入手，拿下南中国最箐华的长江下游地区。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内部争议极大。统制派的意见是战争不要扩大化，只针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入手。而皇道派则是叫嚣着趁机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关东军入关参战，拿下整个华北，将战火烧遍整个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海军则暂时没有表态。
当双方还在为这个问题争执不休的时候，前锋的干涉部队已接近上海。至于未来几天是局限于长江地区还是全面入侵，群龙无首的日本在对红军宣战之后，依旧没有拿定主意，完全就是“打了之后，看看再说”的奇葩思路。
林汉在料亭店的那一炸，干掉了统制派中以永田铁山为首的一大批智囊型高官，唯一生还的石原莞尔现在也成了躺在病床上的重伤号管不了事。这令统制派的声势大弱，也令日本军部战争方案更缺少战略性和规划性，纯粹地变为“中二的少壮派”们胡来的游乐场。
而统制派所以反对在华北搅起事端，并不是因为在那儿“师出无名”，纯粹是因为苏联的威胁。在刚过去的冬天里，得到苏联支持的抗联在东北给日本人带来极大的麻烦，现在的天气转暖，东北的环境更适合抗联活动。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南方红军的行动，苏联红军借着冬季也不断地在远东增兵和囤积物资，六月后更是在边境频繁活动，这让驻东北的关东军极为不安。
现在是1935年，日本才刚刚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前期吞下的东北还未完全消息，关东军的战斗力也没有达到最顶峰。当六月初，苏联红军在国境线上频繁出动，进行挑衅和试探时，日本军部也不可能无视最糟糕的情况：一旦关东军大举南下，造成东北空虚，苏联红军出手，那东北这块肥肉就危险了。
在他们看来，皇道派的那群蠢货叫嚷的“北拒赤露，南平支那”的两线做战的战略思路简直就是愚蠢而疯狂的。
所以到十五日这一天，日本驻华北的军队还算老实，没有搅出大的事件来。但是在这个独走盛行的日本陆军中，就连军部也无法保证，下层军官中的那帮“马鹿”们，会不会以石原莞尔为偶像，再私自“独走”整出什么妖娥子来要他们擦屁股。
而在这一天，也并非没有海外大船进入长江航道，三条来自美国的货轮，就在红军引导船的引导下，避开雷区，于当天下午三点通过长江水道驶向南京和九江的码头卸货。
由于日本人没有靠近长江口，所以他走的不是水雷区而是那条留出来的长兴岛和长江南岸之间的安全水道。
在中国的骤变之机，美国在华几乎未受到任何损失，反而因为和德、苏联手在股市上狙击英国，大赚了一票。对于美国财团或美国政府来说，红军在南中国折腾得越厉害，他们的获利就越大。
所以红军在租界里查封外国银行，美国人也只是怀着幸灾乐祸的表情冷眼旁观。而红军关于美国在华银行表现出来的“有事可商量”的友好态度，也让美国政府嗅出了背后的“善意”。虽然这过程中红军提出要美国银行退还炮党官员的“赃款”这类的“不合理要求”，但这个要求并非“不可商量”。
“合理地利用好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在这一点上，红军的高层首脑是很清醒的。
所以在整个西欧（德国除外）和日本都在为上海事件而哗然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却是不紧不慢不急。虽然民间很担心在华美国人的命运，不过在得到租界驻军发出来的电报通报了具体情况后，他们也算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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