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秦昭襄王迷信武力，一意孤行，乃先后派王陵、郑安平两次伐赵，结果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主帅郑安平降赵。事实说明秦若不放弃“计首授爵”和“尚首功”的大屠杀政策，要想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吕不韦当政期间，改弦更张，施行“王者之治”，提倡“义兵”。吕不韦所讲的“义兵”，其“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交，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矣。”“义兵”就是为民除害，而不扰民，更不乱杀人。这样，“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正由于吕不韦提倡“义兵”，放弃了“计首授爵”政策，在他当政的13年期间，除秦王政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外，再没见大屠杀记录。之后尉缭子继续执行吕不韦的“义兵”政策，减少了统一战争中的阻力，使秦得以势如破竹而统一山东六国。
古今中外所有国家在制定兴国方略时，都有个收罗人才、重用人才的问题。战国时期形成的养士之风，就是收罗人才、争取人才的体现。吕不韦招致宾客三千，不仅仅是为了编一部《吕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语道破了其真实目的：“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土，欲以并天下。”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包括编写《吕氏春秋》在内，都是为统一天下服务的。事实上，吕不韦这一目的基本达到了，如提倡“义兵”扭转了秦统一战争的形势。吕不韦招致的宾客中有一位荀卿的高足上蔡人李斯，后来当上了秦始皇的廷尉、丞相。他实际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的执行人。据此而说吕不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奠基人是并不过分的。
关中是秦国的根据地，巴蜀是秦国的大后方。但关中地多碱卤，粮食产量不高。四川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之前也是地瘠民贫，而在吕不韦当政之初，又遇到连年灾荒。秦王政三年，“岁大饥”。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大疫”，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粮食问题。郑国渠、都江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而修建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兴建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凿泾水为渠，长三百余里，数年修成，能灌溉“泽卤之地四百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据《华阳国志》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按孝文王即位仅三个月就病逝计，李冰修都江堰动作再快，也要在庄襄王即位后才能兴工。这时吕不韦已为丞相。那就是说修建都江堰也是在吕不韦执政时期(都江堰在前230年完工，时吕不韦已死)。都江堰工程比郑国渠还大，修成能灌溉三个郡，还可开发稻田。“于是蜀郡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自郑国渠、都江堰修成后，关中、四川才成为秦国的大粮仓，民食军粮问题才得以解决，秦国的经济实力才超过山东六国，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吕不韦不仅关心水利事业，而且更关心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在《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文章专门讲农业生产科学化的问题，对农业经营管理、土质的好坏、植物种植的疏密、耕种是否适时等问题，都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对这四篇文章作过简短而精辟的评论，认为这是“农业经营组织和生产技术最高水准的总结。他们所指出的较细密的农业经营办法，不只对当时起了指导教育作用，而且其经营技术到今天也还广泛地被应用”。
有了充足的水利灌溉条件，再加上农业生产科学化，秦的粮食产量迅速提高，达到亩产一钟的高水平。据《汉语大辞典》所载《中国历代衡制演变测算简表》测算，秦时一石，相当于今30360克，合60.7市斤；一钟约合今386市斤。这不仅在战国七雄中是最高的亩产量，就是在当时世界各国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为政治指导思想。法家的法治及耕战政策虽然对巩固封建新兴政权和秦国的富强起了积极作用，但其残暴寡恩，对内的严刑峻法，对外大屠杀的负面作用已开始暴露，遭到秦国及山东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就是要以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代替法家思想。由于《吕氏春秋》融会了儒、墨、道、法、兵、农、名、阴阳等各家学说，故被称为“杂家”。但所谓杂家，并不是各家学说的“拼盘”和“杂凑”，而是在吕不韦的思想意图指导下吸收各家之长而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确实是吕不韦有计划、有目的地采取各家学派有益的治国方略及其学术特长，而让他的宾客集体完成的治国治世的指导书。其历史观、政治主张及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在当时来说是先进的和切合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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