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村庄|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未名
离开村庄已过十个年头了。说是离开，其实并没有走太远，不过是由村子到县城，再经县城往省城罢了，而村庄也仍像一根绳子时刻系着我的神经，似乎总怕我走丢似的。如此，脑海中那根记忆神经的弦绷得越紧，我就越是想要立即斩断它。一晃好几年就过去了，我手中的刀早已不知去了哪里。而那根弦却似乎绷得更紧。可当我再次回到村庄，准备认认真真重新审视一番我的故乡时，却发现弦的那头只有一块儿孤零零的石头立在悬崖边上。我心里猛然一惊，这才知晓，故乡真的不在了。它不是被我斩断的，它是悄没声儿地消失的。
故乡开始在我的回忆中慢慢缩小，小到一座村庄、一孔窑洞、一捧尘土。站在村口，看着眼前一处处被荒草淹没的院落的时候，我想我该写一点儿什么，关于故土，关于过往，关于一个遥远的梦。不论它们怎样陈旧，怎样破落，也总归是我命里已有的，我都需要在文字里寻出一点童年的踪迹来。
童年·小学·家难
我的童年是在孤独与忧郁中度过的。那时父母虽然年轻，却被土地牢牢地拴在那些沟梁峁川之中，不得移动半步。他们长年努力地挥洒着自己的汗水，却少有回馈，而我周围的乡亲们也大约做着同样的事。
地处黄土高原的白于山区，是出了名的穷乡僻壤之地。而我的村庄属于穷乡僻壤里面的穷乡僻壤。我们的村名叫三胜坡，因当年“红白拉锯”时期，红军在此地连打三次胜仗而得名。在那个讲究阶级划分的年代里，这里成为远近驰名的“贫下中农”教育基地，那时村民们也就个个斗志昂扬，精神饱满。在饿着肚皮的日子里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然而“文革”结束以后，村里的政治优势立即成为经济包袱。村子多为山地，坡陡土浅，不长庄稼。因此我们的村名三胜坡就被戏称为“没（读末）皮洼”，意思很明显了，这个地方连草也不多长，大地的表皮常年裸露在外。据说在“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连树皮都没得吃。包产到户以后，村里人的干劲儿虽然十分充足，然而面貌的改变却异常缓慢，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仍然见到一些常年家里揭不开锅的村民。
我的父亲因为有一份职业（村里的民办教师），日子过得稍微将就一些，在村里也算是有一点儿钱的人家。父亲曾回忆，他第一年从村委会领回的工资是280元人民币，当时他紧紧捏着一沓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钱回到家里，竟激动得彻夜未眠，对着我的母亲说：“今年可以过一个肥年。”
由于父亲是老师的缘故，我能够比别的小孩子早读两年书，而且可以不用交学杂费。要知道那个时候很多家庭连一个孩子五块钱的文具都买不起，更不用说四五十块钱的学杂费了。也因此有很多与我同龄的孩子早早就辍学回家了，现在想起来很为他们感到惋惜，然而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我父亲也觉得因为学费问题让孩子失学怪难受的，便给好几个孩子免除了学杂费，让他们只出一点儿课本费，带着自己家的凳子来听课就好了，这一项“惠民政策”让不少孩子又多读了几年的书。有的人家没有凳子，便和关系好的同学挤一个板凳。学校唯一的黑板也是父亲亲手做的（父亲在年轻时学过木匠），他锯了一棵大杨树，用锯子慢慢改好，最后组装成一块长两米、宽一米五的木板，然后刷一点儿墨汁上去，斜立在教室墙边的土墩上，就成了讲课时的黑板了。父亲曾向村委会多次请求，买一点儿桌子椅子，可村委会也是穷得叮当响，借村民的窑洞作为教室，也需要出一点儿租金，他们已然承受不起了，为此常常换来换去。后来父亲把家里的三间新房腾了出来，作为村子的教室，才不至于让我们做学生的经常“搬家”。
我们学生里也有一些有点“经济实力”的，这从他们拿的干粮就可以看得出来。学校设在我们小村，其他的村子的孩子就得跑远路，有的距离一二十里，早上七点出发，赶到学校的时候已过十点了，因此中午是一定回不去的，也就必须早晨走的时候拿一点中午的干粮填肚子，才能撑到下午放学。在中午吃干粮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谁家光景好，谁家光景差。有的同学天天吃炉馍（当地的一种小吃，一般人家只在过年的时候才做），这就明显让其他同学嫉妒了，而后渐渐地远离他、孤立他。若是这小孩子懂得一点儿“时势”，就会把自己的干粮与大家一起分享，否则这个小孩子的日子可是很难过的。至于喝水，我们似乎从来记不得喝开水，从院子的水窖（陕北地区专门用来收集雨水的地方）里钓上来一桶，舀一马勺咕噜、咕噜地大口喝下去，好像也没有哪一个小孩子因此而生病。但这却为将来的健康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可这并不是我们小孩子可以想到的，也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只说一句：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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