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元年是特殊的一年。
康定是范质提出的年号，意为天下大定，百姓富足安宁。
史皇帝脑子里只想到了康定情歌，不过他没有驳老头的面，准许了他的提议，范质为此颇为得意，接连一个月没有上疏说皇帝的过错了。
康定元年，全国上下都在欢庆南方的一统，天下大定。
康定元年，秦国难得没有战争，也没有在做战争前的军事准备，所有精力都用在接管江南、吴越和处理民生问题上。
康定元年，百年来，头一次河北、河东、中原、关中、淮南、江南，荆楚，蜀地的百姓都不必考虑战争的威胁，而是可以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即便北面辽国尚在，但去年天子数万大军北上，几日直达幽州，俘虏数千人，吓得辽国人又是送牛羊又是送女儿的事还历历在目，大家都对北患没那么担忧。
康定元年，辽国，高丽，大理逢年过节，老老实实的派遣使者来问好。
康定元年，西南方向牂牁蛮各地派遣使者入京，请求臣服。
所谓牂牁蛮只是一种这个时代的泛称，因为最初是汉武帝开西南夷，在牂牁江附近设牂牁郡，之后大多都把牂牁郡附近的人叫做牂牁蛮。
大抵就是后世贵州主体，加四川部分，云南部分。
该地区地域广大，但人口不多，只有十到二十万左右，根据和他们毗邻的官员回报，牂牁蛮地区无城郭，大多散为部落而居，自然条件较好，上疏地方官员的原话叫“土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民无徭役，遇战事以民为兵，无文字，刻木为契。盗者倍三而偿，杀人者出牛马三十乃得赎死，以纳死家。”
意思就是那片地区气候条件很好，稻米可以一年两熟，没有城池，百姓以部落的方式散居，没有兵役，没有徭役，如果要打仗就召集普通人作为士兵，没有文字，偷盗的要赔偿三倍，杀人的如果给受害者家人陪三十匹马或牛就能赎去死罪，否则偿命。
总体来说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这样的地方，如果不向秦国称臣，没有城池，没有职业军队，肯定不是秦军的对手，他们来臣服十分明智。
史皇帝也不想为难他们，准许他们依旧照自己的习俗生活，但朝廷要派官员去监察，主要是在习俗和文史记录方面。
因为那里的百姓不像其它地方，早就接受汉朝开发那套上千年了，贸然把朝廷的规矩搬过去，放而会引起动乱。
就像阿富汗打成一锅粥，最开始并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乱搞，而是搞得太超前了，想要土地改革，废除高利贷，解放妇女，打压宗教等等，可结果就是文化水平极低，与外界没有接触的当地百姓立即全国范围内揭竿而起了。
要社会改革，要制度改革是要看实地情况的，对于当下的牂牁江附近情况，经当地官员实地调查回报，史皇帝觉得还是保持原样的好，待到几十年后，等当地百姓和外界百姓充分接触交流了，在缓慢推行也不迟。
龙、方、张、石、罗五大大牂牁江附近的大族都纷纷派人入京表示臣服，来的都是他们家族的子弟。
史皇帝宴请他们，随后领着他们在汴水大营检阅了水军，又在北大营检阅了龙捷虎捷军。
回来之后众人虽然吃了一嘴土，但毫无怨言，甚至连在酒席上的规矩多了，史皇帝举杯不饮，他们一个都不敢放手下去。
最后史皇帝也摊牌了，他们接受朝廷的加封，作为朝廷的官员，当地依旧保持原来的状态，赋税可以比其它地区少一点，因为部落状态的生产方式确实也交不出太多。
但那一片的交通要道，朝廷要派官员和军队过去驻扎，因为再往西就是大理的地界了。
如果同意，他们将保有富贵和权力，如果反对，就会派军队过去，他们的选择自然是同意。
随后朝廷决定往牂牁江附近派兵，并且让先过去的人考察一下，准备在那里设军，作为以后的前进基地，至于往哪来前进就不言而喻了。
为一旦时机成熟，进军大理作准备。
但云南并不好打.......
之前的唐朝其实就没有力的控制过云南。
或者说本身历史上真正掌控云南的就很少，只有汉朝对云南的统治是比较牢靠的，汉武帝开西南夷控制云南，之后的统治也设郡县，设滇王，派遣官员和军队，使其服从益州郡太守指挥。
而到汉末天下大乱之后，中央断绝，当地汉人开始本土化。
到唐朝就完全不同了。
唐朝不像汉朝，更多是依靠和扶持地方势力管理云南，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政府难以有效应对。
之后与云南的长久战争也拖垮唐朝，两次天宝战争，二十万唐军在云南的覆灭，是导致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
宋朝不用说，元朝到灭亡也没真正完全拿下云南，基本上是与云南地方势力共治。
至到明朝，搞了几次大规模汉族移民云南，但起兵次数依旧过多。
现今，唐朝灭亡过去快七十年，云南那地方相比蜀地，江南，岭南不算大，但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史皇帝也不敢轻举妄动，掉以轻心。
他要是像唐军一样在云南折戟二十万大军，那大好的势头都会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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