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莫要小觑，任何一个人，对于趋吉避害的本能。
朱厚熜才刚刚提出苗头，还未将事情缘由全部道出，就有两位国公率先请求致仕。
如果说张仑不过是简单辞官，那徐光祚之言，无疑便是感人肺腑。
其言功归历代皇帝与自家祖宗，然后大包大揽，表示自己真是无用之辈，是皇帝错爱。
甚至不惜拿出当日刘宸、刘宠、赵鐩等辈游荡京郊之耻进行揽过，证明自己确无大用，乃绝世废材一个，实在是皇家恩典太重。
若不是朱厚熜有意让其为枪，只怕是真的一口答应下来，清除这些蠹虫硕鼠。
然而朱厚熜深知，这一切急不来。
就算京营真的烂的一塌糊涂，朱厚熜也不能在此时前去碰。
一则根本无力整改。
二则无钱整改。
三则眼下事情太多，不能想着硬件软件一起抓。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将体制问题，先给解决掉！
经过数日批阅奏本，以及阅览政务典籍，朱厚熜发现很明显问题，那便是基层力量不够。
且地方官与京官、部堂官与佐贰官两极分化太严重。
虽然皇权不能下县，但地布政使司、府、州、县自主能力太强，而且屡屡有跟中枢分庭抗礼之势，若非还有其他掣肘，此时恐怕早已成为一方诸侯。
但奇怪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些地方官自主能力很大，但却基层能力不够。
根本无法将手伸进各乡、里、甲，反而里、甲等大户地主，隐隐又有挑战官府的意思。
这也是朱厚熜思来想去无法释疑之事。
里、甲无兵无将，手无寸铁怎会惧怕地方大户，以至于连年拖欠赋税？
尤其苏、松等地。
光苏州府在洪武三年便逋赋335800石，建文时抵达百万之巨。然而永乐十三年到十九年，短短几年之内，苏、松欠税粮不下百万，后面数年拖欠亦不下百万。
尽管朝廷重赋政策的执行者采取了一切措施，横征暴敛，但超过人民供办能力的赋额，在百般敲剥之下，每年仍有数十万石拖欠下来。
宣德五年，松江府额定起运米439000石，但实缴纳只不过66000石而已，不到总定额六分之一。
苏州府宣德四年，应交南京各仓，及百官俸米755000余石，可到次年“才纳得七万一千有奇”。
自宣德元年至宣德七年，苏州一府累计赋高达790万石，周忱巡抚江南“阅籍大骇”。
当时苏州府每年，应交纳税粮总额是277万石，可见每年实收税粮额只是应纳额的一半。
松江府岁征120万石，“然岁征曾不及半”，情形相同。
故时有谚云：“朝廷贪多，百姓贪拖。”
洪武、永乐、宣德三朝，考成严厉，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力，因税粮缺额而革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税粮通欠仍然如故，甚至历年叠加，说明其时的赋税定额，与地方百姓的交纳能力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距离。
难怪时人杜宗桓云：“徒有重赋之名，殊无重税之实”。
难不成真是当官照顾自己桑梓？
或是百官官官相护，托请带话给地方官，让其宽容？
或是见人朝堂有人，而不敢得罪诸如此类？
然而明代遵循异地为官制度，根本不大可能，存在所谓的照顾桑梓，更犯不上为他人，放弃自己政绩，世上没有如此好的官僚，更没有如此蠢的官僚。
哪怕吩咐之人是自己父亲，但在前途之上，其有所抉择。
起码而言南方官员在北方收税便挺好，虽然依旧屡有拖欠，然远不及如此巨额，且连年拖欠。
反倒是北方官员，去了南方能够收足一半，已然是泼天大功。
别人在自己家乡刮地皮，自己却对仇人家乡客气？
这怎么也无法说得过去。
更兼之明朝地域分化严重，常常一个村就和另外一个村不合，乃至于械斗皆非不可之事。
是故南北官员，素来便是分外眼红，何谈照顾一事？
再言，南人在北京有高官、六部、内阁，难道北人在北京便没有勋戚、内阁、六部、内廷不成？
还需给面子南人？
可偏偏事情就是如此令人迷惑，苏松等地不清逋赋税，且还是持续，从未缴纳满额，乃至不交。
当朱厚熜仔细看了一下奏本，大概猜测，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制有问题。
亲民官碍于体制，无法下乡，所收缴赋税、丁差惟有靠里、甲这些人，可这些人无一不是本地地头蛇，官府若敢强逼，只怕这些人当场揭竿起义。
毕竟地方又是宗族制，登高一呼，随从者必然不少。
一旦有了民变，就算亲民官收缴再顺利，最后依然逃脱不了国法惩戒。
至于南人到北方为何不惧，朱厚熜尚不清楚，但从北方起义次数来看，恐怕于此事也不无关系。
当然，这一切只是朱厚熜高屋建瓴的推测，并未有任何实证证明。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以明朝现在体系而言，已然属于超负荷运行。
其实应该不止朱厚熜一人看出来，朱厚照、刘瑾也应该看出来过，毕竟刘瑾新政曾经就着力照顾过江南地区。
朱厚熜不看历年奏本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眼下明朝说白了就是坐在火山口，当初正德不过侥幸摁下了起义军，边军还有那么一点微末战力。
更重要就是当初刘瑾新政来的快，去的也快，并没有太过激发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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