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定计的王琼，心中一咬牙一跺脚，然后拱手答复朱厚熜：“臣以为，可！
本来这外官简拔入玉堂，乃天子特赐，昔日解文毅（缙）为建文所简拔入翰林，杨文贞（士奇）为太宗简拔，皆是如此。
今圣人垂问老臣，实乃陛下重视朝臣之意，然而此事非臣下所能断之，故恭请圣裁！”
朱厚熜面漏微笑，轻轻颔首，又转问梁储：“梁先生以为可否？”
梁储捻捻胡须，知道避无可避，随后不疾不徐回答：“此事臣不敢苟同，翰林院乃清流之地，国朝清流首重翰林、次重科道、再次部曹，昔日解文毅、杨文贞之事，乃国朝初创，故而有之。
今祖宗成法已成定例，若贸然行之，恐殊为不美，是故臣请陛下从如王吏部此前所议，可授长史袁宗皋为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足以彰显圣人厚赏之恩。”
作为清流出身，成化戊戌科（十四年）会元，殿试二甲第一名，随后以庶吉士，历经几十年著史、著书的清流。
实在看不上，如王府长史这等此生无存进的外地官。
别说梁储看不起，就算是每科吊车尾，同进士出身的进士，也对王府长史一职避之不及。
如今因为皇帝骤然富贵，袁宗皋能从五品一跃三品封疆大吏，已经是天恩，如何敢侵染玉堂清贵之地？
再而言之，袁宗皋在京城，绝对属于祸患。
哪怕此辈是圣人门徒，学的也是孔孟之道，更兼之还是同进士出身。
看似与文官一体。
可实际上，文官百分之九十人，乃至一百都不会喜欢袁宗皋！
此非因为其出身问题。
乃是因为袁宗皋曾为皇帝老师。
这对众人而言，则绝对是个晋升拦路虎。
若无袁宗皋，皇帝需要咨询大事，则必然需要垂问朝中重臣，如此一来大家都有机会与皇帝靠近，拉拢关系。
可若有了袁宗皋，陛下事事请教袁宗皋，也就并没有在座之人的事。
这些担忧并不是无中生有，乃是因为袁宗皋乃皇帝潜邸之师，势必信其比信朝臣更多，故而每逢垂问，不会越过袁宗皋而再垂询朝臣。
因此，袁宗皋必然无人喜欢。
且袁宗皋到底秉性如何，大家也不甚清楚。
若非此次皇帝从藩府入京，则袁宗皋此人，朝廷百官能认识者，或闻其名者，绝对不会有太多人。
因为旧识，便很容易变成佞幸。
文人成为幸臣，而且作恶多端者，历代数不胜数，众人不能不引以为戒！
如此一来，不管从任何方面，则除皇帝与兴王藩府旧人以外，无一人想要袁宗皋，继续待在京城。
更别谈，进入翰林院这般清贵之地。
是故梁储首先就站出拒绝。
但话说到一半，其话锋一转：“然诚如王部堂所言，此事皆由圣裁！”
梁储一番话，既符合梁储身份，也符合梁储习惯，故而朱厚熜倒是没有太大以外。
明代内阁大学士，其本质无权决定朝政，盖其非宰相，无法开府治事，设立僚属，只有票拟一种能力。
但也并非以为真的毫无权利，不过其权利归类一言则是“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十六个字而已。
便是指，为皇帝参赞某些事情可否行之，规劝天子，校检、差发、查核奏本，票拟奏本意见，上批答复呈递天子决定。
从而也就意味着，只要皇帝不答应，则内阁大学士只能沦落到吃干饭。
且这个职位极为头痛，动辄可能为皇帝顶缸。
但却因为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与皇帝亲近，有密揭特权。
这也是明代内阁大学士，最好的特权之一。
盖密揭不在通政司，奉天门的号薄上登记，除了内阁大学士与皇帝，旁人不得过目，向使直起居官，亦不可知晓。
此属内阁大学士与皇帝间私话，不足外人道哉！
是故《万历野获编·卷七·内阁密揭》曰：「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内则会极门，俱有号簿。
惟内阁独得进密揭，盖心膂近臣，非百司得比。近日言路，遂指以为奸薮，欲尽行停格。
不知转移圣意，全恃此一线，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竹语。且司礼诸大档，亦得借相公为重，以挽回于内，又非廷臣交结近侍者，可同日语。」
足可见密揭特权之利，也可知何谓皇帝心腹之臣。
故而哪怕进入内阁，实际权力在缩小，但却在信任程度之上，大大增加。
信任增加，同时意味着，权利必然增加。
因明代属于皇帝的时代，任何一个阶级，没有比皇权更加强大的存在。
因此明代士大夫，才会挤破脑子想要闯入内阁辅政。
并非内阁权利够大，乃是因为进了内阁，才有可能会增加权利。
如此梁储本质无任何反对皇帝之权利，但其可以将自己的态度表达出来，即使日后因此事被攻讦，也不会让自己深陷泥潭。
这也是梁储一贯作风。
不然当年的镇国公、威武大将军南征之诏，他就不会签发，而是和杨廷和等人硬刚，得罪皇帝。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
那就是梁储准备致仕归野。
梁储因为正德七年儿子，锦衣卫百户梁次摅，犯了杀人二百之罪。
原因乃是南海县谭观福，有上百顷田，因为犯事被官府诛杀，所以田被富户杨端所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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