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和袁枚一番商议后，两人便决定各自写一封回信。主要目的是为了试探下赵新的态度，其次就是狠狠奚落一顿洪亮吉。至于怎么把信寄过去，自然还得拜托松江漕帮的魏三了。
说到赵翼这个人，虽说他这些年都在常州安定书院教书，处于归隐状态，可五年前“林爽文之乱”的时候，他曾受邀在李侍尧的帐下当过幕僚，协助筹划军需，足足干了一年。闲暇之时，李侍尧曾提及了不少朝堂上的秘辛，断言打着前明“赵王”旗号的北海镇乃朝廷之生死大敌。
由此赵翼才得知朝廷和北海镇交手的真相，也震惊于连福康安这样的人物都被赵新当了回“肉票”，狠狠敲了乾隆一笔。
别看赵翼曾中过探花，入值过军机处，甚至官居正四品的兵备道，可这位六十七岁的老头并不迂腐。而且他和袁枚一样，是“性灵派”的干将。
乾嘉时代的性灵派有“三大家”之说，主将袁枚、副将赵翼、殿军张问陶，但凡讲清代诗词就绕不开这三位。很多人一提清代诗词就会想到纳兰容若，其实这三位才是开创了古典诗词最后一个闪光的时代，三人之后，清代的古典诗词也随之没落。
清代的汉学发展到乾隆中期，朴学（考据学）已经占据了学术的主流地位。所谓的“朴学”，其实就是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为根本，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方方面面的考证，辨别真伪，其范围涵盖了训诂、音韵、史学、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
朴学的优点是讲究“无证不信”，凡事都要引经据典有理有据。也正是因为有了大批的朴学家在学术上前赴后继，后人才能知道各个朝代的古人说话是什么口音，古代黄河的水道是如何变化的等等。
然而朴学的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那就是所有考据的目的都是为了阐述圣人的微言大义，至于文学性什么的统统都是歪门邪道，滚一边去！
袁枚之所以被世人非议，就是因为他另辟蹊径，倡导文章的本质在于德行，在于文学性，明其大义就好，至于搞清楚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琐事完全没必要。就好比《诗经》里的《关雎》，领会孔子所说的哀而不伤就可以了，没必要非得考据出到底是谁写的。后妃？宫人？讽刺周康王贪睡不早起？为此再写上好几万字，累不累啊！
这就跟看《红楼梦》一个道理，领会人生百态、男女爱恨离愁、家族兴衰就行了。可非要考据出什么秦可卿出身之谜，什么林黛玉到底被谁害死的，什么北静王影射了废太子之流的，纯属吃饱了撑的，或者就是为了卖书挣钱。
早些年朴学吴派的老大惠栋曾两次拉下身段致信袁枚，劝他加入经学派的大营，以古人传下来的六经为根本，不要在文学上搞花样。袁枚非但不听，反而在回信中进行了一番辩驳，他甚至追根溯源，将六经鼻祖庄周和戴圣的低劣人品托出，否定了六经的神圣意义，把惠栋的鼻子差点气歪了。
清代中期文人的门户观念很重，非此即彼。袁枚如此讽刺六经，对考据派而言就是宣战，彼此梁子结下，以后势不两立！
所以你明白那首《苔花》的含义了吧？那是袁枚对这个时代的呐喊，别看性灵派人少言微，犹如墙角的苔花，可在经世致用的学问上，跟雍容高贵的牡丹没区别。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文以载德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扯淡！
言归正传。袁枚和赵翼回信后如石沉大海，直到本年正月下旬，魏三才派人来到小仓山随园，约定了见面之事。袁枚一听巧了，正月二十七他要前往扬州见庆桂，届时赵翼也会去，办完事一点不耽误。
北上扬州见庆桂，是因为袁枚同他的父亲尹继善那亦师亦友的关系。当初袁枚23岁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入庶常馆深造，负责教导他的就是庆桂的父亲尹继善；之后尹继善调任两江总督，二人更是交往甚密。
两人在骆宅一连住了四天，除了每日饮茶暇谈，也给几个弟子讲些诗画之事，过的倒也安逸。等到了第五天的午后，有一船夫打扮的陌生人送来消息，约二人明日午时在银山寺会面，具体地点到了山门外便知。袁赵二人明白对方是怕给主人骆绮兰招来非议，这才没有直接登门拜访。于是次日临近午时，二人便在袁枚长子袁通和赵翼五子赵廷彦的陪同下，来到了约定地点。
后世都知道镇江有个金山寺，却不知道在东南方向的蒜山上还曾有座始建于元代的银山寺。相传三国时周瑜和诸葛亮商定火攻破曹之策就是在此山上，故而又称“算山”；东晋末年刘裕也曾在此大破海盗孙恩。在另一时空的咸丰十一年，整个蒜山区域被划为了英租界，银山寺自此销声匿迹。
因为时值早春，来银山寺的游人并不多，四人刚到山门前，一个年轻公子模样的人便带着个下人走了过来。此人身量不高，看上去只在二十出头，穿着一件雨过天青色的夹袍，酱色套扣背心，腰里系着宝蓝色腰带，长的眉目清秀，让人一见顿生好感。而他那个下人则是十分精瘦，一双眼睛不住的朝四人打量，随后又警惕的扫视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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