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9月1日，因为抓获的战俘太多，赵新上午只派出了由十辆装甲车和两个步兵营组成的小规模攻击部队，以便对溃逃的俄军起到威慑效果。
不过令北海军出乎意料的是，济马失陷的消息经过一夜发酵已经在俄军内部迅速传开。相比那些能迅速转移的骑兵，负责殿后的俄军步兵在看到北海军的装甲车逼进后，稍加犹豫便放弃了抵抗，派人过来联系投降事宜。
面对着遭受两面夹击的战场态势，以及即将进入冬季的西伯利亚荒野，惊慌失措的俄军已经明白，投降才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对东方人来说，在战场上被俘是件很耻辱的事，有些人宁可战死也不愿当俘虏。然而对西方人来说，打不过跑不掉肯定要投降，只要不当叛徒，没人会因此鄙视或者惩罚自己。
如此一来，攻击部队只前出了二十公里就停步不前了。没办法，以连为建制投降的俄军越来越多，只有一千多人的北海军面对数千敌军俘虏实在心里没底。
设在库图利克村的指挥部在得知消息后，赵新只能派出骑兵营将俘虏先押送回来。接着他又赶紧给坐镇伊尔库茨克的张敬轩发报，让其尽快在新移民和底层市民中雇佣民夫，在乌索利耶以东两公里修建临时战俘营。
接到电报的张敬轩被上面的战俘人数吓了一跳，心知又是一场大胜。他现在对赵新已经没有任何对抗的念头，于是急忙召唤市政府秘书马尔科维奇，让其在城内马上发布通告，以每天两枚北海银元的工钱，招募木匠、石匠、铁匠等壮劳力，迅速赶往乌索利耶，向担负后备任务的北海军六团报到。
别忘了，西伯利亚的很多城镇的前身就是监狱，所以城内的定居者们对建造监狱非常熟悉。
与此同时，坐镇雅克萨战俘管理营的吴思宇在8月28日就接到了赵新的消息，已经派出了一队人马，眼下正在赶来的路上。为了测试一下未来“哥萨克王国”骨干分子，同行的还有亚历山大.普加乔夫和他一千五百名忠心耿耿的手下。
从一年前开始，原顿河哥萨克骑兵、三十五岁的克鲁托格罗夫正式改名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普加乔夫，身份是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普加乔夫遗留在民间的大儿子。
实际上，普加乔夫的长子特罗菲姆还活在人世，今年25岁。跟东亚国家对谋反者全家斩尽杀绝不同，由于没有参加暴乱的证据，俄国参政院在十五年前对普加乔夫的家眷不予起诉。
不过叶卡捷琳娜二世显然不会原谅他们，目前特罗菲姆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普加乔夫的两个老婆被关押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凯克斯戈尔姆城堡，并严格限制行动自由。
历史上这一家人历经七代沙皇，终生都未获得特赦。据说，普加乔夫的儿子一直活到了126岁，直到1901年才去世。
视线转回库图利克村。
从9月1日上午开始，北海军便将那些尚能行动的俄军俘虏按五百人一组分开，每十人都用绳子捆绑起右臂相连，再由一个荷枪实弹的步兵排押送，陆续向乌索利耶出发。
因为俄军俘虏中有大批的伤员，所以北海军各连的医护兵首先对这些人的伤势进行分类，那些暂时不需要救治的，先搭乘不多的马车转移；至于断胳膊断腿，乃至生命垂危的，就只能先进行抢救。
赵新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可怜敌人，而是一旦伤兵出现大批死亡，很可能会造成疾病蔓延，乃至影响到己方士兵。
自古以来，受伤感染其实并不是造成伤兵大规模死亡的元凶，传染病才是。在现代军事医疗取得长足发展之前，痢疾、疟疾、伤寒和肺炎都是战场上最常见的传染病，甚至还有天花。
战俘的管理是门学问，并不是说把敌军抓起来一关就完事。不管是优待也好，改造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瓦解敌人的士气，使其放弃反抗。某些人天真的以为采用大规模屠杀或是残酷虐待就能震慑俘虏，无论古今都是极为不可取的。除了能激发强烈的仇恨和大规模的反抗外，什么都得不到。
道理很简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能做初一，别人总有一天会做十五。
所有的战俘从被俘初期到后期，都要经历一个震惊、屈辱、逃脱、抗争、适应、回归、担心等一系列的认知调整过程。如何更快打消他们的屈辱感，避免发生群体反抗，对北海军是一件极为迫切的事。
赵新的做法就是救治重伤员，而且是在俘虏们的众目睽睽之下。
对北海军的医护兵来说，六年来的历次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伤情病例。一些早期的医护兵现在都成了北海镇各地医院或是医疗站的骨干，对于紧急伤情的处理都很到位。洪涛曾说过，战场才是外科医生们最好的“学校”。
不过，当北海军的医护兵们使用着与这个时代有很大不同的医疗器械，并通过使用抗生素为伤员消除感染时，迅速就引起了几名俄军军医和其他俘虏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聚拢到临时的手术帐篷外围观。
彼得洛维奇.鲁达科夫是阿斯特拉罕掷弹兵团的一名步兵，他在8月29日的那场会战里，被一发流弹打中了腹部。当昏迷中的他被抬进帐篷时，负责救治的北海军军医迅速用剪开了已经被血和不知名物质染的又黑又黄的军服和亚麻布绷带，露出了已经开始发炎红肿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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