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古代士人与政治架构的联系方式中最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士人政治”形态的生命线。一刀切的废除科举就是从根本上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将直接导致层序社会的解体。
若是改为什么资格考试，那考什么？搞数理化吗？那些四五六七十岁的中老年文人怎么办？没钱重新进学堂的人怎么办？
即便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士子，只要当权者不认同儒学政治，那对他们无异于釜底抽薪；无论怎么重用这些文人，也必然导致他们的信仰和认同崩塌。
梁启超的痛苦如此，王国维的痛苦如此，梁巨川的痛苦更是如此。
另一时空里的清末，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士人与国家的共命运的联系被迅速瓦解。旧派文人脱离了原有的政治结构，又无法被新的政权结构吸纳，从而变成了“游离化”的社会群体，进而引发了急剧的社会震荡。
从汪中的态度看来，赵新察觉到“认同”和“变革”并不是必然冲突，甚至可以是相辅相成的。
一切“变革”必然从传统中来。盲目地反对传统、否定“认同”不仅无用，而且可能不利于社会的“变革”与工业化发展。
士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乡村共同体的利益，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伦理责任与信仰支撑，这一角色在北海镇入关后的前期至关重要。
进了关可不是人烟稀少的外东北了，每占一地，就需要维持一地的稳定。政权平稳交接、接收人口、土地和财富，旧有的官吏如何安置、新的政策如何更快的落实到乡村，这都需要传统士人的协助。
如果一切都要北海镇自己解决，采用暴力手段全盘夺取，那好了，打下一地治理一地，慢慢来吧，几十年都未必统一的了！
头两年的时候，赵新粗暴的认为工业化的进程中会因土地问题而跟士绅阶层发生对立冲突，这也是他不愿接触招揽满清文人的原因。既然早晚都要被打倒，那就没必要产生过多关联。
然而对于一个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而言，工业化的进程实际上要分为两个环节。
第一是在工业化挑战的背景下如何维持大一统的民族国家；第二以国家或是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文明结构的转型。
从后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绝对专制主义都是工业化建设的第一阶段。由此才能摧毁或是消除弱小的地方化的各种政治势力，或者把它们合并到强大的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中去，以此强化中央的权力来统治属地，把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与政治秩序加诸治下。
而从较为分散、地方化和多中心的政治权力架构转化为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必定是一个充满战争与动荡的过程。
“科举，绝对专制，权力认同......”昏暗的灯光下，坐在桌前的赵新喃喃自语。
他觉得自己不把这一切理清楚，就无法面对那七个文人将要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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