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有这样的机会，杨遇春当然不会放过，他当场磕头拜师。两年后考武举时，轻松拉动240磅重弓，并一箭射穿三靶，震惊全场，直接被跨级任命为四川总督督标正五品材官。之后得到福康安赏识，被调入军中，跟着参加了平田五之乱和平台之战，积功升为千总。
可别觉得千总只是个六品，这是清廷经制军的千总，比那个五品的预备役可强多了。
历史上在乾隆晚期，杨遇春打的最猛的一仗就是跟福康安打廓尔喀。他带着二百成都绿营兵死守横河铁桥，打退了3600名廓军的21次进攻，绝对是冷兵器时代的猛将。捎带提一句，当时率领廓军的就是英国军官团。
不过本时空嘛，福大帅被乾隆再次任命对付北海镇，杨遇春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虽然福康安看好他，请示了乾隆后把他从福建带出关外，可福大帅手下的八旗将领里有些人就看不惯了，经常故意刁难他。杨遇春对福大帅知恩图报，所以自出了山海关后，一直是忍气吞声，做事谨慎。
此时距此四十里外，福康安的大队人马的队尾刚刚过了威远堡，而队首距离蒙古和罗站只有二十里了。
福大帅依旧是坐着他那顶大轿内，三十六名轿夫在路上随时更换。不过此时的福康安面色不虞，手中的那封来自吉林的军报都快被他的手指给捏破了。
“两路齐出，海陆并进。哼，果然是好手段。”
开战到了第五天，随着前方军报不断的汇集到一起，福康安自认终于看清了北海镇的动作，他也认为赵新意在吉林城。毕竟占领了吉林城就能威胁南面的盛京，由此打破清军在长白山一带的布防；向北可威胁黑龙江的清军，同时还能获得数万人口和数十万亩良田，何乐而不为。
其实在福康安看来，庆桂在军事上一味的采取防守策略是不行的。对付北海镇，就得不停的进攻，即便是用人命填，也得把赵新的人马耗掉。吉林将军府现在所辖兵马数万，采取守势纯粹是空耗朝廷钱粮。对付北海镇就得采取打了就走的策略，不停的采用袭扰战术，逐步消耗对方的兵力。等赵新的兵源跟不上的时候，再攥起拳头出击。
问题是八旗的丁口拢共才十几万，真要照福康安这个打法，不知各地满城得有多少家戴孝；而来自八旗内部的抵触也无法让他这么做。所以要想灭北海镇，就必须动用绿营；大不了一边打一边征兵。八旗满蒙汉都算上总共才五十多万人口，汉人可是有亿万。
他这次从福建北上进京陛见时，向乾隆提出了一个新的用兵方案，这也是他这两年冥思苦想的结果。
以李朝北部为基地，以图们江为天然防线，大军从山东走海路或是从山海关走陆路。征发江南沿海的商用沙船向清军提供补给，也就是从牛庄运抵李朝北部。这样一来，清军的后勤补给线就短了不少，同时绿营兵对关外民生的影响也会降低很多。
乾隆对福康安的计划经过深思苦想，又连续几天反复和军机大臣、大学士讨论，最后决定采用这个方案。实际上乾隆也明白，要想消灭北海镇，光靠八旗的力量是不行了。要是把八旗拼的差不多了，万一汉人再乱起来，大清恐怕就真悬了！
所以当福康安向乾隆请求带杨遇春出关，乾隆当场就同意了。
至于李朝是否反对，乾隆和一众军机大臣没人在乎。自从一百多年前的“六使诘责事件”后，李朝还是很听话的，叫做什么做什么，丝毫不敢有所非议。当然了，好处还是要给一些的。
说起“六使诘责事件”，当年可是给了李朝君臣重重一击，足以伤筋断骨，再也不敢违抗满清。
话说当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李倧跑到南汉山城，被围了四十多天后出城投降，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李倧的儿子昭显世子李溰和李淏也被带到沈阳当人质。
之后朝鲜虽然出兵协助满清参加松锦大战，可暗地里还是跟明军私通，援助粮草银钱；那位曾在南汉山城代表国王出城议和的崔鸣吉就是主要联络人。洪承畴被俘投降后，就把李朝给卖了。于是满清大怒，命令久居沈阳做人质的昭显世子回汉城，又让随行清使勒令朝鲜国王李倧出城迎接。
问题是父迎子于儒教礼法不合，而且有承认清朝敕使是天使的意思。所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很快，回到汉城没几天的昭显世子就被毒杀于昌德宫。过了几年，凤林大君李淏继位，是为孝宗。
六使诘责就是发生在洪承畴投降出卖李朝之后，皇太极派出了以固山额真英俄尔岱为首的六名官员赴李朝追责，把领议政崔鸣吉以下等朝鲜大臣押送凤凰城审问，最后被判有罪，押解至沈阳拘囚。
这次查勘历时长达四年之久，给朝鲜王廷极大的震撼，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在清廷的强力压迫下，李朝与明朝反目成仇便成定局。之后当明军战船再次接近朝鲜海岸时，朝鲜就奉行“不接话、不给粮、不许近岸”，又将擒获的九名明军押解沈阳。
到了顺治十一年和十四年的时候，清使两次抵达汉城，命令李朝征调鸟铳兵协助对付罗刹。李朝乖乖的派出了四百多兵马，参加了“厚通江之战”和“呼玛尔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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