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周知道这帮短毛官差不喜人下跪，可他此刻心中害怕，也顾不上许多了，噗通就跪了下来，忙不迭的磕头告饶，说自己财迷了心窍，眼见人参便宜，这才来者不拒。
“武老板，今天我们不是来抓你的，要不然也不会就来三个人。可你要是替那些人隐瞒，那可要后果自负了。”
“小人有罪！山里的采参帮一共有六股人。许麻子那伙人最多，有三百多号。其他四伙，多的有百十号，少的有三十号人。”
“你起来说话。头两天在山道上伤人的是哪伙？”
武振周起身讷讷道：“应该，应该是许麻子的人。”
根据民政在前段时间的走访调查，自五月清军撤出宁古塔后，一些流放至此的刑事犯趁乱逃入山中，纠集成伙，盗挖人参，抢劫边民财物，伤人之事屡有发生。
再者，如今的东北人参可都是天然人参，每年的采挖量差不多在十万两以上，而时下北京城的人参市场均价是四十两白银一两，到了南方更贵；也就是说这是一项年贸易额在四百万两以上的大产业，而这才是赵新真正关心的所在。
清代自康熙后期开始，清廷决定改照“盐引法”，通过发放“参票”将采参的业务收归皇室私有。可因为早期采参辛苦，参票根本发不出去。于是到了雍正时期，又将东北采参业交由皇商范家承包。
这个范家，就是明末八大奸商之首，介休商人范永斗家。
说句题外话，范家最辉煌的时期就是雍正朝，不仅家里是皇商，包揽铜业、人参等多项业务，而且还有人供职太仆寺卿，官居二品。但是善恶终有报，乾隆四十八年因铜价上涨，范家主持的铜业亏损严重，于是乾隆下旨革了范氏的官职和皇商资格，家产也被查封，范家家主也锒铛入狱，从此一蹶不振。
自皇商包揽采参业务后，参票带来的利益巨大。简单说就是一张参票收参十六两，十两交内务府，六两由商人自得。范家光凭这一项生意，一年获利就在三十多万两白银左右。
清廷眼见有利可图，便想将采参业收回。于是自乾隆十年开始，说什么“皇商唯图自身获利而不能诚心放票”，正式改为官办，由内务府承接。
说到采参的事，武振周对赵新知无不言，这原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以前朝廷......”武振周停顿了一下，见赵新三人没有反应，这才继续道：“他们在盛京、吉林、宁古塔三地设立官参局，参票由京城户部所出，交盛京将军和各官参局办理，每年内务府也会派人过来帮办。”
赵新道：“那参票的数量上有什么规矩？”
武振周道：“这个并无额定，只要有人领，朝廷也希望多多益善。”
总之，满清是希望自己赚的越多越好。原本“十两交公，六两归己”也改为了“十两交公，二两公用，一两交保人”；除此之外，人参每斤还要收六两银子的税银。仅乾隆十八年一年，人参的销售和税银收入就在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以上，当年全国的关税收入不过才四百三十三万余两。
历史上参票发放最多的年份就是乾隆二十五年，三地官参局一共发了六万多张参票，即便是按三十两一两参的价格算，一张参票的直接收益就是三百两，这还不算税金。但是从乾隆四十二年以后，东北的采参业便开始每况愈下，一蹶不振。
一旁的民政干部听到此处有些奇怪，便忙问怎么回事。
赵新叹息道：“不外乎‘竭泽而渔’四个字罢了。”
武振周伸出大拇指赞道：“老爷高见，确实如此。”
清代的采参模式属于只管刨、不管种，历时两百多年的大规模竭泽而渔式的采挖，有多少山头也不够挖的。满清对人工栽植人参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是严加禁止，派出官兵缉拿各地栽种人参的人，理由竟然是“以伪乱真”。
一颗人参，至少要生长三年才能采挖。年复一年的大规模采参，破坏了参苗生长，行业衰败是必然。
满清虽然也明令歇山养参，但这只局限于官参局不放参票，却无法禁止民人偷采。事实上封禁的越厉害，人参行情越高，偷采就越严重。
没办法，谁让人参获利巨大呢。许多官吏权贵暗中资助流民进行私采，通过夹带运进关内，还有官吏敲诈勒索盗参团伙，乃至以次充好、中饱私囊。
武振周用了一个多小时的工夫，才将东北人参行业的情况做了个简单介绍。其间还谈到了采挖人参如何辛苦，刨出土后要及时炮制，否则水分太大，辛辛苦苦采挖的人参就要腐烂变质。
他这一番讲解下来，说的口干舌燥，赵新三人听的也是聚精会神。
然而等赵新听完了对方的讲解，便又回到先头的话题，问道：“那个许麻子一伙，你说有三百多人，里面都是些什么人？”
武振周一听，敢情这位还惦记着呢！于是连忙道：“禀老爷，许麻子那里大都是些流放至此不堪忍受辛苦的犯人，也有旗人的逃奴、无业游民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先头老爷们打跑的官兵。他们那伙人去年也就才几十人，今年一下就多了不少人手。”
千万别以为宁古塔的流放犯大部分都是受冤屈的民人，本地的流放犯大致可分为政治犯、刑事犯、以及伦理道德犯，其中以刑事犯为主。这些原本是罪行重大应死之人，因清廷大赦或是得了其他一线生机，这才改判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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