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为军中要务。
一支军队想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孙子兵法》就开篇明义，提出了七情、五事，所谓的五事，就是指道、天、地、将、法；所谓的七情，指的就是根据五事而具体考虑的七个问题：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他认为只要从这七个问题加以考察，就可以以此知胜负矣。而在孙子关于战争胜负的论述中，赏罚与军法问题就占了五事之一、七情之二，足以见得赏罚与军法在军队之中的重要地位。
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在此仅举几例。如在先秦时期，军事家吴起在回答兵何以为胜的问题时，也明确强调，不在众因为：若法令不行，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管子·法法》：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
《商君书·画策》：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先秦以后，历代兵家莫不强调法令必行、赏罚必信对于治军的极端重要性。如北宋名将狄青一生的治兵方略就三点：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将明赏罚作为治兵的最主要之点，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厉行赏罚的主要作用就是赏勇罚怯，提高士气。
关于通过严明赏罚提高士气以取得战争胜利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秦国。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原本是一个军力并不强大的国家，在秦厉公到秦出子的几代国君之时，实际上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正如《史记·秦本纪》中所描绘的那样，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但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却一跃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形成了齐之技击不可遏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的局面。
强大的秦军在秦始皇的指挥下，最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一统天下，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历代史家都一致认为，秦国奖励军功的军功爵制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秦国军功爵制的基本精神就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无论何人，只要杀敌立功，就可以被赐予一定级别的爵位或得到一定的奖赏，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哪怕你是黄芩贵族，如果没有军功，都不能够取得官爵。
另一方面，对于不努力作战的要施以重刑。具体的办法是将五人编为一伍，登记成册，若有一人临阵逃脱，其余四个人都要被处以死罪。但倘若这是四个人各自能将一个敌人斩首，就可以免除死罪。
秦国军功爵制的考量可以用一举俗语来概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实际上这也是古代兵家的常用之语。要让士兵奋不顾身地杀敌，论功行赏是主要的办法之一，正如商鞅所说：
人情好爵禄，人君设二者以预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内君能使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而从人性最阴暗与恶的一面案来看，人是见利忘义、贪生怕死之辈，人最大的恐惧莫过于死，如何能让士兵在战场上不畏死？要通过重罚的手段，在国内营造一种比死亡还恐怖的气氛，相比之下，还是在战场上拼死杀敌更好。
战场上死亡的风险虽高，但若立军功就能接受丰厚的奖赏，如此便转怯为勇，让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正如尉缭所说，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
如此一来，赏罚严明与军队战斗力的关系就基本明晰了。宋代的《武经总要》更是中肯地总结了秦国的史事：
战国时秦国兵力最雄，盖能教，蓄锐士，恒之以庆赏，警之以刑罚。民欲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
严明军纪的作用是整肃军纪，赢得民心。
军队作战要取得胜利，除自身应有战斗力以外，还必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深得民心。这在《孙子兵法》一开篇的五事、七情中处于首要位置，叫作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而有道的关键就在于要与人民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正如当年刘邦率秦入关中时，严格执行军纪，秋毫无所害，因此收获了亲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的效果，秋毫无犯这个成语正是由此而来的。对群众的利益做到秋毫无犯，是关心、保护群众利益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只有如此，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而要得民心，做到秋毫无犯，就必须执行严格的军纪，实行严明的赏罚。如战国之时，燕国大将乐毅攻齐，下齐七十余城，皆以为郡县属燕，乐毅能如此顺利地实施进攻，和他实行严格的军纪密切相关，乐毅禁止烧杀抢掠，以礼待人，宽赋敛、修旧政，齐民喜悦，六月之间，乃下七十余城。
赏罚不信，军法废弛的严重后果
关于赏罚不信的严重后果，在秦末的楚汉相争中就出现了极有说服力的对比。
楚汉相争是项羽与刘邦两大军事集团斗智斗力的竞赛，其结果是相遇由强变弱，刘邦转败为胜。刘邦在天下大定后再洛阳南宫举行盛大庆功宴会的时候，就与群臣做了一次讨论，讨论的题目是：吾所以有天下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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