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5年夏天，在往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后，我拖着一个黑色的帆布箱子，背着上学时用过的已经坏掉一枚拉链的蓝运动背包，离开了这个家。箱子里装着两套换洗衣服，和几双袜子，以及一双经常穿的运动鞋。我一直不喜欢夏天，天晴的时候太阳毒辣，下雨的了又湿嗒嗒的。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写着：我决定自己生活一段时间。
下了楼，我给庞淑华打了个电话，说明我将要干的事情，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多注意安全，需要用钱的时候给她打电话。我想过了，假如孙建国下班回到家看到了桌子上的纸条，可能会满世界找我，甚至会跟庞淑华打听我的去向，庞淑华至少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免得将来的哪一天，孙建国找到我之后，劈头盖脸的质问我这样做目的何在，他如何辛苦地找我，让我对他所谓的辛苦充满负罪感，这样的话我们就扯平了，要知道我根本不想扯平。
从红枫区到绿叶区，差不多要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而且中途还要倒一次车。天气热的人六亲不认，热浪将空气扭曲，使人呼吸不畅，太阳穴涨痛，脑子里什么都不敢想，一想就痛得更厉害，脑子里如果有炮仗，我现在会把它点燃，“轰”地一声过后，我可能就死了，如果人脑跟电脑的原理差不多，现在我的大脑应该是死机了，不同的是电脑可以拔掉电源，我却无法重启。
上了车，我把包放在怀里抱着，另一只手扶着箱子，那一天我的世界闷热无比，公交车像是沙漠里的罐头，我则像罐头里的一条鲶鱼，粘乎乎地，动弹不得。坐在我前面的女士，像极了初中时的英语老师，有着白晰的皮肤，圆润的面庞，我上车的时候，看到了她白花花的胸脯上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那一天我心情低落，四肢无力，无暇欣赏，只想快点见到梁平。
我站在李家村口的布告栏前等梁平，布告栏上贴满了房屋招租和铺面转让的信息，有些用A4纸打印，还算齐整，有些是发布信息的人自己写的歪歪扭扭的字迹，新的信息经常贴在旧的上面，新旧交错，风一吹呼啦啦的响。
布告栏高一点的墙上，是一家通信公司的广告语：沟通，从心开始，广告语旁是一个靓丽的姑娘正戴着耳机打电话的样子，我就站在那姑娘脚丫子下面。
那天的气温至少有39度，梁平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已经晒得冒油。
“先把东西放到房子里吧，他拉过我的箱子。”梁平穿着一件白短袖衬衫，背后印着四个字：卓越数码。
“今天天气真热呀。”我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只能说说天气。
“嗯，确实有点热，等哈把行李放好，我先回去上班，你在楼下的小卖部里买点洗漱用品，在周围熟悉下环境，晚上下班回来我请你吃麻辣烫。”梁平说。
“嗯，好”我道。
跟着梁平穿过幽深的巷道，我们辗转走进一条太阳晒不到的楼道里，楼宇间距很近，我怀疑在这一栋楼伸出手，就能摸到对面那栋楼的水泥墙面。
梁平拿出钥匙在暗红色铁门上点了一下，“滴”一声，门锁打开了，他拉开门，楼道里光线黑暗，几乎看不见任何物体，我定了定神，才看清狭窄到仅容一人通过的楼梯，跟着走了上去，梁平侧着身子拖着我的箱子，箱子角碰在墙上，咣咣作响。
他的房间在二楼，里面只放了一张床，一张像学生课桌那样的桌子，桌子旁立着一台风扇。
“我先走了。”他把钥匙丢给我。
好，我说。
房间门背后就是卫生间，只比麻将桌略大一点，如厕时如果蹲下的姿势不当，光屁股就会蹭到墙，而鼻子离关起来的门，只有一根烟的距离，我有几次不小心把烟头碰灭，转了一圈，躺在床上。
床头上有一本书，是：计算机硬件基础，我拿着书翻了起来。
翻了一会儿，眼睛发涩，就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挂着的灯泡和顶子的灰白色，确信自己真的已经离开了那个家。
梁平打电话让我直接下楼，他在楼下等我。
太阳已经落山，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麻辣烫的摊子上已经快坐满了人，梁平冲老板道：鸳鸯锅。又对我说：吃啥？来拿。
摊子边上有一个立式冷柜，柜子里放满了竹签穿起来的食物，荤素一律5毛。
我们挑了两篮吃的，在桌边坐下，梁平拎来两瓶啤酒。
“怎么想起要出来工作了，放着好好的家不住？”他终于还是问出了这句话，梁平具有忠厚老实的品格，却并不聪明，前两年他爹开车撞了人，判了三年，这件事情我们当着他的面从来没有提过，都知道提起来他心里必然难过，他爹已经关了两年，他还没有开悟，我真想给他一巴掌。
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我今天应该在天虎汽车生产线施工现场，看着领导们拿过崭新的铁锹把一块黑色的石头埋起来，上刻“奠基”二字，我们在旁边看，时不时的鼓鼓掌。
孙建国和庞淑华的房子在下马巷，下马巷是藕村的一个小地名，藕村归槐树镇管，这些年在历任镇长前赴后继的努力之下，原本坑洼中种藕的地方被填平，建起了高大的厂房，命名为：红兴市红枫区槐树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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