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呢？
我的侦察手段呢？我的职业素养呢？为什么在“两万变成四万”这件事上，我一点儿都没调查，甚至对林经纶一句话都没追问，就蛮横地断定，必然是郑小恕跟他耍了心思，无耻地多要了呢？这件事复杂么？只消我稍稍动动脑子，我就该想到它可能另有内情啊。
问题是我根本没去想，一点儿都没想。我太傲慢，太粗暴，太专横了，说到底，我对郑小恕怀有的，先入为主的看法，太根深蒂固了。试想，假如没有“两万”、“四万”这档子事儿很好地（如我暗中所意地）造成了我对郑小恕“他果真如此”的偏见，并让这偏见，立竿见影地消除了我实际上对这个孩子的歉疚——会不会，我能早一点关心他，照顾他，不让那些人有机会那样威胁他！
我还有什么好说呢？我还有什么好说呢？我这傲慢！潦草！卑鄙！自以为是的大人！
这便是我与郑小恕唯一一次见面的全部内容。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变本加厉——对，变本加厉，变本加厉地拷问自己——关于我这唯一一次与郑小恕的见面——在见面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录像”的事，我对郑小恕所遭的一切令人发指的凌虐，对这件发生在校园里的恶行，一点儿也没有提及。
是的，我不想为自己狡辩：这当然不是警察与被害人的见面——我根本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想过保护这个孩子，更不要说查案、揪出施暴者，为郑小恕伸张正义。甚至，我（至少是我的行为）很好地完成了（至少在客观上，完成了）我的一种意图（虽然这个意图实际上并未在我头脑中成形）：我不露声色地暗示了郑小恕，我不会管这件事，学校也无法管，林经纶更不会——你就一个人担着吧！反正他们针对的是你！
但是，当这么多年过去，也许有一天，我终于能够，摆脱，至少一点点，那沉重的自责，得以，至少一点点，公正、客观地看待当年我和郑小恕的见面。那么，我就还是要为自己狡辩——或说，对自己，狡辩：那不是我去见郑小恕的真实意图——因为我去见他，从一开始，脑中就根本没有任何意图。我就是想去见他，想去，就去了。
我不是去“暗示”他什么的，我也不是故意表现出冷漠和袖手旁观的。我也许原本想表达很多（甚至可能是善意的，好的东西）——可是郑小恕不允许我表达。他的形象太庞大了，他带给我的种种“刺激”——揭示了“爱”的种种刺激——对我，太庞大和锐利了。我的心应接不暇，我措手不及地接收它们，消化它们，一团忙乱，根本没有余力去表达。
你没听过么，“人的思想与行为之间，存在一个断崖。”，那个下午，在十四中，202，舍管处，老刘住的里屋，那孩子带给我的心灵一片温柔、纯净的，霞光般的笼罩。我在这霞光般的笼罩中，安然而恍惚，充实而惆怅。
我沉湎在这霞光里，感到久久的舒适和慰安，车子从十四中离开，行驶在夏日傍晚的公路上，我看着公路两旁那无止境的河滩与荒原，几匹踟蹰的马与磕头机，星星点点，寥落的，迷惘的，从我的视线退散。粉红的余辉薄纱似的倾洒。
有一抹光碰着了我的脸，像羽毛或者棉——我觉得我那颗三十年来，惊慌、奔逃、被我自己判决、放逐、悬挂的心，忽然跌落在这柔软的羽毛和棉上。它跌落了，并且知道，到此为止，不必再跌。
我笑了，我知道，一滴泪滚落在我腮边，我知道。我的心灵中明晃晃地坦露出一个事实——虽然我那时还不肯让自己的意识去承认。然而那事实确乎是——爱，是有的。爱，是好的。我乐于爱，也乐于见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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